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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50] van Gestel 等学者指出，一方面，从事跨学科和经验研究的学者应当重视研究方法，避免将法律分析建立在错误的社会科学概念之上，否则他们会被贬低为业余社会学家（amateur social scientists）。

行政法理论基础(亦称行政法基础理论)作为一个学术主题，并非罗豪才教授首先提出，但他对该主题的研究，给予了极大的热情和关切。[27] 2018年4月15日，我在中国知网上以篇名：软法、关键词：软法和主题：软法三种方法搜索，分别得到746条、817条和1778条结果。

具体而言，软法规范包括：(1)法律、法规和规章中旨在描述法律事实或者具有宣示性、号召性、鼓励性、促进性、协商性、指导性的法规范。而在正式提出时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，政府管理民主与效率的有机统一，我国《行政诉讼法》既监督行政权又保障行政权、既保护诉权又防止滥诉的立法状况等等，都在其深度关切之中。在当时的行政法理论基础诸说之中，称其更适合中国情境，应该是恰如其分的。罗豪才教授认为：平衡论的基本主张是应当从关系的角度研究行政法，行政法上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的配置应当是平衡的，运用制约、激励与协调机制充分发挥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能动性，维护法律制度、社会价值的结构均衡，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。其中，较为系统的有新控权论[18]公共利益本位论[19]政府法治论[20]新服务论[21]等。

无论哪种结果，罗豪才、宋功德合著的《认真对待软法——公域软法的一般理论及其中国实践》(载《中国法学》2006年第2期)被引450次，高居榜首。[3]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：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，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》(1992年10月12日)。其一，在法律实施的机制设计、实施资源配置和具体实施活动中，需要正确处理原则之间的关系。

在法律实施中应当以法律规定为准绳，兼顾情理因素，最大限度地缩小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张力，避免执法者和守法者在运用法律规则上的过于僵硬或机械。[110]法律实施可以借助于私人的力量，就像国有企业可以吸收私人投资一样，大多数法律控制项目实际上是公私合营的。郭卫东、郭广珍：《几个法律实施模型的比较分析》，《太原师范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06年第6期，第63-65页。例如，富勒著名的体现法治品德的法律制度八要素（一般性、公布或公开、可预期、明确、无内在矛盾、可遵循性、稳定性、同一性）[53]就是典型的有关规则制定或规则评价的遵循原则。

特别是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非常紧密的群体中，法律干预还容易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。[84]参见冯治良:《公正性:法律的本性辨考》，《现代法学》1997年第3期，第76-82页。

[31]制度是作为一个规则体系的整体而发挥作用的，一项孤立的制度如果没有配套措施的支持，可能会使其目标成为空中楼阁。依法实施所依之法，是指国家法律明确确定的法律渊源：既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宪法和法律，也包括其他有权立法机关制定的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。如果轻易地对法制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，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削减，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削弱了。[54]但法律实施则不同，后者本身就是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实质干预，其整个实施活动都必然也必须是务实的。

自治规范在私法领域特别是商事活动领域具有重要的功能。法律实施乏效的第一类表现就是实施不足，它包括有法不依、执法不严、违法不究等。作为基本原则，它在形式上应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，在适用上应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，在内容上应具有根本性。法律实施基本原则应当有效承载并集中体现法律实施中特有的原理。

[117]See Margaret E.Tankard ＆ Elizabeth Levy Paluck，Norm Perception as a Vehicle for Social Change, Social Issues ＆ Policy Review，Vol.10,No.1（Jan.,2016）p.181. [118]参见尹云霞、庄燕君、李晓霞：《企业能动性与反腐败辐射型执法效应——美国FCPA合作机制的启示》，《交大法学》2016年第2期，第28-41页。这是因为，法律的实施是复杂和充满内在矛盾的，不仅法治所欲维护的各种价值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冲突，如自由与秩序、平等与自由、公平与效率等等在某些具体的场域中往往不可兼容并存，而且法律的基本特性之间也具有一定的排异性，如法律适用的普遍性与实质正义所需要的个殊性、法律的强制性与化解矛盾所需要的妥协性、法律的稳定性与法律因应社会情势变化的适应性、法律适用中个案的公正性与由此产生的对社会行为的引导性等等。

[136]因此，法律的实施必须维护人的尊严、注重人格关怀。[103]时而配合使用前述缠、闹等边缘化手段，逼迫公权主体满足行为人的非正当目的。

[131]巴苏甚至指出，社会中的任何行为和结果，如果能通过法律实施，则一定能被其他社会规范所实施。行政主体在相对人有违法之虞或轻微违法时，通过约请谈话、说明教导、提出警示的方式建议相对人纠正违法行为，以避免存在违法风险的行为。人的尊严寄寓着国家与法律存在的根本目的，是现代法律的总纲。[100]参见王红霞：《2016年中国法治实施总体回顾与展望》，载《中国法治实施报告（2016）》，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，第15页。执法、司法中的错误认定、错判和错误否定、漏判，都属于实施错误。[89]See Xin He and Yang Su,Do the ‘Haves Come Out Ahead in Shanghai Courts?，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, Vol.10, No.1（2013）, pp.121-146. [90]参见赵艳敏、陈党:《公法上的诚信原则及其对政府的要求》，《理论与改革》2008年第1期，第146-149页。

道德上的协调为社会上的所有相互作用提供了方便。[29]法律的其余内在美德还包括统一性、稳定性、清晰性等。

[129]参见[美]道格拉斯•C•诺思:《制度、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》，刘守英译，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，第48页。例如，以被实施法律的地位为标准，可以分为宪法的实施和普通法律的实施。

参见杨解君:《实施中的软硬之法:规则的不服从与服从》，《行政法学研究》2012年第4期，第3-8页。对此，必须明确诚信实施原则，并以此为指导，设置预防机制，对滥用诉讼进行系统治理，[101]保证法律的目的得到实现，国家法律实施资源得到有效配置。

[142]参见孟强龙:《行政约谈法治化研究》，《行政法学研究》2015年第6期，第99页。3.法律实施的资源依赖性 法治是有成本的，法治的成本突出地体现在法律实施的成本上，这些成本用以配备法律实施所需要的资源。近年来，个别领域出现了极端乃至严酷的法律实施情况，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强烈不满。法律实施依赖于人，而人的态度、能力等都具有局限性和不稳定性。

[76]参见注[64]，杨解君文，第3页。当然，上述两大研究论域的有效展开的前提，仍在于对法律实施一般特性和基本原则等原理的有效提炼、科学阐释和共识促进，这正是本文的问题意识和写作初衷。

依法实施原则是法律实施的内在必然要求。郁忠民：《法律实施评述》，《政治与法律》1988年第4期，第6-9页。

在实施法律的过程中，特别是实施强制性措施的过程中，要严格遵守法定程序。[112]特别值得提出的是，法律实施中一个突出的困难是制度运行环境中的信息成本高昂。

[75]参见陈柏峰：《基层社会的弹性执法及其后果》，《法制与社会发展》2015年第5期，第155页。[140]指示性规范、自治规范、标准以及技术都是有益的软法实施工具，诸如行政约谈等一些新的软法实施方式也被发现和快速应用于实践。在司法与舆论的相互关系层面，面对社会舆论中的道德权利诉求，中国司法不应陷入到司法舆论—舆论司法的逻辑怪圈当中。但法律实施是具体的、过程性的。

社会成员应遵守法律开展日常活动，对自身的权益诉求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表达和主张。不仅如此，实施主体、特别是执法和司法主体应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探索、改进和完善实施程序，努力使之细化，进而使其规则化，使法律实施的可依法性（规范性）不断增强和适时优化。

[32]另一方面，我国作为法治建设的后发国家，大量的制度是通过建构而不是自生自发演进而来，且建构过程中主要采取了法律移植的方法。从微观来看，它往往属于实施主体的裁量范围。

其二，近年来，一种新的选择性守法的形式伴随着权利意识的勃兴而愈演愈烈。4.人文关怀原则 人文关怀原则是防止法治危机的堡垒。